并非每个人都想效法戈登·斯图尔特的做法。有些人会因为强迫自己在最后的日子里做到完全清醒，而感到惊慌，或产生厌恶情绪。在这里，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戈登·斯图尔特的临终行为轨迹与宋明远医生正好成对比。在中国文化里，在像宋医生这样有传统思想倾向的家庭成员中，家是责任的中心。这种中心还延伸包括了种种西方人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方面。宋医生把处理自己癌症的所有决定全部移交给他的家人，尽管他是家族中唯一有医学专业资格的，还是慢性疾痛的专家。其实，甚至我的这种说法也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宋医生不是“移交”他的责任，责任本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们。从根本上说，宋医生只是永恒的维系关系媒介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人对家族的感觉——它在他出生之前就存在了，他暂时占有一席之地，他死后，他的后裔连同他们的祖先会使它继续存在。在以这种文化意义组建起来的家庭背景下，对死亡的意识和说法与戈登·斯图尔特的经验有很大的差异。（虽然戈登死在家里，有他双亲和朋友围绕在侧，但他们对他经验的影响作用甚微。终究，他的死亡是孤立的、个人的事。在这方面，中国人常常会觉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奇怪的，令人心生反感。）这个结论可能会遭到反对，因为我并不认识戈登·斯图尔特，也没有机会了解宋医生的临终经验。我同意，但其他人的经验和有关文献使我相信，我们讨论的是北美文化和中国文化间的一个重大差异[2]。
朱利安·戴维斯表现出对死亡的另一种反应：害怕与恐惧。他父母的死亡故事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死亡的反应，不过还存在着其他的因素。面对他的病情，戴维斯先生和他的妻子患了一种感应性精神病[3]。也许是因为严重的抑郁症或其他的精神性问题，朱利安·戴维斯开始深信他会死；他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处于致命的惶恐状态。对确认心理性死亡的病理机制，目前尚存在着极大的争议[4]。显然，对心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来说，突发性严重心律紊乱、肺栓塞、急性心衰竭，或其他由疾病本身引起的恶性症状也是可能发生的。虽然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单独导致心脏病人猝死，但劳恩和他的同事们（1980）则证明了心理-生理学的因素也往往是致死的原因。因为没有验尸，所以我们无法知道戴维斯先生的确实情况。在医学和人类学的文献中，对心理性、自我意愿、巫毒教或不可思议的死亡存在着争议，这些死亡观点认为，个人会因为相信自己在社会性上已经死了——他们社会关系中共有的一种信念——而在心理-生理的感应作用中死掉。恩格尔（1968；1971）在罗切斯特大学做了一项研究，确认了在严重的慢性疾痛患者中，“放弃和已经放弃”的复合意念与原因不明的突然死亡相关联。哈克特和韦斯曼（1960；Weisman and Hackett，1961）在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的研究发现，强烈相信自己会死的手术病人，事实上比其他的手术病人死亡率高。戴维斯先生似乎体现了数种这样的征候：他相信自己会死；他放弃了；他对死亡有病态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