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外贸易开始兴盛，西元八世纪下半期，从广州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锡兰、再西入波斯湾、亚丁及红海地区的航路。将通往西方的海道与往新罗及日本的海道连接起来，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达的范围，已及于新大陆发现之前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商人如犹太人、波斯人以及***人纷纷东来。中国沿岸的交州、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等城市，因与蕃舶互动频繁，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为因应海上贸易的新形势，唐代还特别设置“市舶使”，用来管理蕃舶的进出以及征税事由。海外贸易的数量，自此不断成长。
扬州作为其中主要的贸易港，有诗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又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因此一般人都很喜欢扬州。据新旧《唐书·田神功传》记载，扬州有一次大乱，商胡（波斯人等）死者达数千人。
市舶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是在古代经济中心由内陆转移到沿海，海洋贸易逐渐繁荣的背景下产生的，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市舶制度开始于唐朝，完善于宋元，终于清代。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市舶制度彰显了传统海洋贸易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以及沿海人民在海洋贸易上的历史，以制度的形式证明了中国这个以内陆文明为主流的封建社会里海洋活动有其辉煌的历史。
唐朝中期由于恒罗斯战役（751年）安史之乱（755年一763年）的爆发，由汉朝所拓展的链接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被截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上游开始向东、向南转移。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面临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关于唐朝市舶使的任职情况，根据史料记载：第一，唐代在安南、广州二地设置有市舶使，扬州、泉州等地虽也有外贸活动，但均无市舶使之设。第二，安南市舶使是临时设置的，供职多由宦官充任。
唐代最开始设置市舶使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进奉海外珍品，以满足宫廷对珠宝香料等奢侈品的需求。到唐德宗初年王虔休改革市舶制度之后，市舶使才真正具备了进奉、征税等多项功能。在这些职能中，最重要的还是“进奉”。征税就开始标志着我国凤兰统治者的目光从黄土中原开始关注南部的海洋，海洋贸易和经济以及文化已开始进入中原文化的视野。
在唐代，外国人在唐代经商，会有一部专门治理外国商人的律法。譬如，《唐律疏议》记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由此可见，唐代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都是以国家观念为先。比如在唐代的波斯人与***人滋事，就要按照唐代律法依法处理，若都是唐代人闹事，那就依照唐代本国百姓律法处理，可见我国唐代人的心胸宽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