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习优秀的学生恰恰因为潜心学习，早年就离家求学，因为一直进入复杂的认知过程中，而失去了这种因经历而形成观念的机会，从而造成他们一生的心理空缺：缺乏暖意判断的根据，从而形成潜在的心理危机。比如林某某，沿着中国多数村镇尖子学生成长的道路，在和平中学读完初中，然后考进汕头市重点中学—潮阳中学读高中，从此离家求学十一年。林某某读书出色，安静寡言。他父亲很为这个儿子感到骄傲，说：“他这个人，心地很好。自从读书，每个学期老师都表扬他。我也是很放心他，他也不想和人家打架吵架。学习也很用功，从来不要我操心。”和黄某的父亲一样，他若不和儿子聊学习，几乎无话可说。
林某某从高中开始离开家庭生活，离开父母身边，直到犯罪，十一年的教育从无间断过，八年医学专业的教育甚至救死扶伤的经历他也并不缺乏，为什么就没有让他形成对生命的敬畏和法律的底线？要解释这一切，只能从这十一年中的感情缺失寻找答案：因为母亲生病，他几乎没有留下过多少被疼爱和被细心呵护的心象记忆；因为父亲忙于生计，他从小到大就从没有过与父亲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式的聊天的心象记忆。假期回家时，回回看到的都是家人忙于艰辛的生活而顾不上陪伴，母亲的病情更使家庭生活失去其乐融融的温暖记忆。这一切记忆的缺失，实则是某种情境的缺失，心象的缺失，亦即观念的缺失。林某某直到一审被宣判了死刑，媒体形容他的表情仍然是“漠然”—漠然的表情应该是源于内心的荒漠，而荒漠的感受决定了观念的贫乏。由此，将犯罪视为玩笑，将投毒视为“整人”，这种犯罪心理的来龙去脉自然清晰起来。
除丰富的家庭生活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生命教育往往与“死亡经历”有关。经历过死亡之苦的人才能明白“生”的珍贵。问题在于，在校大学生的父母往往在中年时期，他们最亲近的人大多没有死亡的事件，他们没有机会经历死亡之痛。这些高智商者面对的同学又同为聪明之人，同样“活”得精彩，几乎没有“死”的离别。所以，这种心理防线，如果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没有刻意和精心地设计施教，就很难让智商虽高但生命进程尚短的年轻学子形成“生命珍贵”的观念。因此，死亡教育最重要的时间点应该放在小学。例如，让孩子先列出最亲的亲人名单，然后要求他逐一划掉，让他在这种痛苦的抉择中感受生命被“划掉”的意义。因为如同言语形成一样，越早的言语影响，其形成后的稳定性就越长久。
—摘编自李玫瑾论文《高智商者犯罪心理探析—从复旦大学投毒案说起》
嘉宾：有个诗人说过一句话：人类之所以能够相互爱和相互关心，是因为有一种对于同情的想象力。这个是不是也是观念的一方面？
